荷兰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被出卖案的研究有了新的结论。
一个使用现代技术分析安妮·弗兰克被出卖事件的调查小组经过 6 年的精心研究，提出了一个以前几乎没有研究过的理论，据该小组称，一名犹太的公证人出于自我保护，将安妮弗兰克的秘密地址传递给了纳粹。
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说，著名的阿姆斯特丹公证人范登伯格（Arnold van den Bergh） 将隐藏地址传递给了德国人，以保证他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虽然并没有找到明确的证据，但根据团队的说法，至少安妮父亲奥托弗兰克本人似乎认真看待了这个理论，但是，出于保护犹太人的心理，没有披露。
已经退休的美国联邦调查局侦探潘科克（Vince Pankoke）称这次调查是他参与过的最长、难度最大的调查，涉及大量数据、丢失的记录和已故的证人。他说：“这并不是一个冷案，案子根本被冻结了。”
然而，他确信现在知道了真相， “因为在这样一个老案子中没有 DNA 材料作为证据或视频图像，不得不依靠大量的间接证据。然而，我们的理论至少有 85% 的可能性。我们没有确凿证据，但我们有合理的推论。”
由于该研究的结论会受到全球的抵制，因此无法提前将研究结果提交给独立专家。荷兰媒体NOS将在网站上专门发表一篇文章，搜集收到的反应。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不少批评这项研究的言论出现。
调查的始末
荷兰纪录片制作人贝恩斯（Thijs Bayens）于2017年提出了使用现代刑侦方法和调查工具，研究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谜团之一的想法。一个由 23 人组成的团队从世界各地的档案馆收集了新旧的采访、日记、地址列表和战争档案，以论证现有的和新的假设。
除其他外，人工智能被用来分析 66 GB 的信息。根据今天出版的《安妮·弗兰克的被出卖》一书，计算机被用来分析当年纳粹突袭其他犹太人藏身地之间的联系，并绘制出居住在安妮秘密住址附近的人们的地图。
该团队再次审视了旧的并不确定的结论，从最初的嫌疑人 Willem van Maaren 到后来一些著作的作者的猜测，还检验了发现秘密地址是否是巧合的理论。
荷兰方面研究负责人之一、记者范特威斯克（Pieter van Twisk）说：“总而言之，我们已经盘点了大约 30 种理论，可以说，其中 27或者28 种情况是非常不可能的，甚至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
匿名的线索
留下的理论的核心，是战后不久交付给安妮父亲奥托的匿名便条，尽管通往原版便条的道路陷入了僵局，但该团队设法在一名警察的家庭档案中，找到了奥托制作的便条的副本。
纸条写道：“范登伯格（A. van den Bergh ）已经将你在阿姆斯特丹的藏身之处通知了位于阿姆斯特丹 Euterpestraat 的 Jüdische Auswanderung，他当时住在 O. Nassaulaan 的 Vondelpark 附近。在 JA（Jüdische Auswanderung） 那里有一份完整的地址清单，被他传送了。”
直到 1964 年第二次对叛国罪进行调查时，奥托才透露了这张纸条的存在。
警方调查员 Arend van Helden 当时的结论是，范登伯格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遭到了诽谤，他认为“看来这个人的诚信毋庸置疑”。随后，调查人员也无视这一指控。
范特威斯克说，冷案小组最初也倾向于可以忽视这一指控，“范登伯格是犹太委员会的成员，他于 1943 年 9 月被捕，那么，他将不得不在1944年8月在集中营将这一切传递给德国人？这并不明显。直到后来我们发现，他已经根本就不在集中营中了。”
范登伯格似乎已尽了一切努力，防止自己和家人被驱逐出荷兰。作为犹太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他获得了 Sperre，意味着他暂时缓期被驱逐出境。同时，他成功地与德国官员卡尔迈耶争辩说，他根本不是犹太人。不过，与此同时，他也为女儿们安排了一个藏身之处。
范特威斯克说：“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什么事情都玩得很安全，一个可以下三维象棋的人。”
尽管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范登伯格还是在 1944 年陷入了困境。他的Sperre 已过期，在与同事发生争执后，他的公证人的地位被撤销。团队总结说，那一定是范登伯格已经将地址传递给德国人的那一刻。
据研究人员称，犹太委员会已经制定了藏身之处清单，旨在向德国人证明他们合作良好， Prinsengracht 263 也可能也在其中。作为理事会的重要成员，范登伯格可能已经获得了该地址文件。
无论如何，范登伯格都有联系人可以传递此类信息。1940 年夏天，作为公证人，他曾经安排了有争议的 Goudstikker 收藏品的拍卖，并因此接触了一位德国间谍、戈林的朋友米德尔（Alois Miedl）。
谁背叛了安妮·弗兰克的谜团解开了？
根据参与调查的荷兰记者范特威斯克的说法，1944 年8月4日的突袭是如何发生的也很重要。德国党卫军Karl Silberbauer 当天受到他的老板德特曼（Julius Dettmann）的委托。范特威斯克表示，之前关于谁可能给德特曼线索的建议是无关紧要的。
“不可能是公民拿起电话报告的。作为一个普通的荷兰人，不能联系到德特曼。他在纳粹的职位中太高，而且他不会说荷兰语，他的电话号码也不是电话簿上有的。德特曼是一名高级纳粹分子，所以这个线索一定来自德国的等级森严的制度内部。”
研究人员承认，缺乏确凿的证据，问题仍然存在。范特维斯总结道：“你想确切地知道范登伯格是如何（向德国纳粹）报告的，我们不知道；你当然也想知道，是谁写了那封匿名信，我们也不知道。我认为，还有更多的谜题有待发现。如果这项研究能够让更多事实浮出水面，那就太棒了。也许有更多的人，在战后收到了这样的匿名信。”
更让研究小组信服的是，安妮父亲奥托似乎重视对范登伯格的指控，“我们被犹太人背叛了”，据说他曾经这样告诉荷兰报纸《Parool》的记者 Friso Endt。
据研究人员称，他还阻挠了对当时仍不知下落的的党卫军军官 Silbernagel的追查，挫败了对突袭的调查，因为该奥地利人可能会透露些不受欢迎的细节。
但是，范特威斯克认为，奥托实际上想要让范登伯格远离风声，因为他们害怕反犹太主义者的攻击。
此外，范登伯格于1950年死于喉癌， “他知道范登伯格有孩子，难道他死后还要让他拖着她穿过泥泞，让孩子背负着骂名，受到伤害吗？”
77年后，潘科克和其他团队队员当然不想对范登伯格下定论， “唯一的坏人是纳粹，没有他们，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如果你责怪范登伯格，你首先要问自己，为了挽救亲人的生命，你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