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安全委员会OVV （De Onderzoeksraad voor Veiligheid）今天提交了应对疫情危机的方法进行调查的三份报告中的第一份，目的是为未来的任何流行病吸取教训。
OVV 研究了大流行的准备工作和采取的措施，还调查了新冠危机对弱势群体的影响，比如说不得不失去了护理或服务的人。不过，尚未对医疗的程序和经济支持措施进行调查。
调查的第一部分涵盖了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9 月期间的情况，接下来还有两份报告。
第一份报告共有300多页，OVV 在报告中写道：“对传染病控制的强烈关注”阻碍了其他领域的“仔细对各方面利益的权衡”。
报告指出，在新冠危机开始时，荷兰没有为大规模爆发新的传染病做好充分的准备。结果，长期只是关注抗击病毒，而没有充分考虑其政策的社会后果。
疫情爆发初期
2020 年 2 月，时任卫生部长布鲁因斯（Bruins）表示，荷兰正在尽一切努力为可能爆发的冠状病毒疫情做好准备。该月晚些时候，布鲁因斯通过电视直播，报道了荷兰的首例感染病例。
养老院的无声灾难
据 OVV 称，当时缺乏关于如何抗击疫情的知识，尤其是在国家的层面。预防流行病只是在区域层面进行，没有全国的统一计划，这意味着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有很多即兴的创作。
由于这一切，人们对疗养院和家庭护理等问题的关注太少。据OVV的说法，这些被纳入危机应对方法的时间太晚了，因此发生了“一场无声的灾难”：2020 年，超过一半的新冠死亡病例发生在疗养院。
OMT 影响力太大
因此，OVV建议，如果日后发生大流行或长期的健康危机，必须改变危机应对的组织结构。
在新冠危机开始时，作为危机管理负责人的卫生部长，没有足够的法律权力来执行与公共卫生机构 GGD 和荷兰各个安全区的事务，因为这根本没有安排。这是以抗击疫情力量的付出为代价的，当时，尚不清楚由谁来负责。
OVV 批评内阁使用疫情危机应对专家小组 OMT 的方式。OVV 写道，实际上由健康专家组成的 OMT 而非内阁做决定。因此，OVV 主席迪塞尔布卢姆（Jeroen Dijsselbloem）在提交报告时表示，OMT 扮演了“负责任的角色，而不是顾问的角色”，而政策的重点，仍然是与病毒作斗争。
由于 OMT 的重要作用，以及OMT主席范迪瑟尔（Jaap van Dissel）在“几乎所有咨询团队”中的咨询作用，其他部门专家建议的空间有限。
OVV建议，内阁在可能发生下一次大流行的情况下，更明确地区分顾问和决策者的角色，并在决策时听取更多不同领域专家的意见。
OVV 还指出，在危机的头几个月，与公众的沟通出现了动摇，沟通过于片面，过于绝对，但是，在后台却已经考虑了几种情况。
周日NOS有消息披露，作为疫情智库的RIVM 已经考虑到新冠病毒的“灾难性影响”，甚至在荷兰报告第一例新冠病毒病例之前，2020 年 2 月可能有数万人死亡。但是，这却没有与公众分享。
对群体免疫的困惑
在新冠危机的最初几个月，首相吕特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在首相办公室发表演讲后，“群体免疫”这个词频繁出现。随后，关于群体免疫是否是该政策的目标出现了不确定性，或者只是策略的附加效果。
根据 OVV 的说法，这个词最终出现在吕特的演讲中，与 OMT 主席范迪瑟尔对这个词的“科学内涵”的解释有关。OVV 写道，这似乎属于范迪瑟尔等传染病学家的标准词汇，因为在流行病期间建立免疫力对他们来说“如此明显”。
根据OVV的说法，这样的一个概念，后来被外界接受的程度被低估了。
根据 OVV说，更透明的沟通，特别是关于许多的不确定性，会更好地获得支持。OVV 主席说：“你不应该试图将不确定性降到最低。把这些不确定性都放在桌面上，为不同的情况做好准备，并将其包括在与民众的沟通中。”
该报告着重指出了OMT 主席范迪瑟尔对口罩的看法。他多次公开强调，怀疑这是否有用，并表示在公共交通和公共场所强制佩戴口罩只是一种“政治选择”。据 OVV 称，这样的声明破坏了同样由政府顾问提出的政府政策。
荷兰政府前卫生部长德容格也受到批评。OVV 谈到了德容格的“反复出现的模式”：他总是做出承诺，但不清楚是否能够实现。
据 OVV 称，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有意识地冒着风险，即如果不能兑现这些承诺，对政府政策的信心就会下降。
OVV调查的第二部分预计在夏季左右发表，涵盖了从2020年9月到2021年 7月的时期，这将着眼于这一时期的疫苗接种计划和疫情措施：戴口罩义务、学校关闭和宵禁。
前卫生部长德容格的反驳
前卫生部长德容格对荷兰安全委员会关于应对新冠危机的结论持批评态度。他认为，该委员会对内阁在大流行开始时采取的措施的连贯性关注太少，也不同意当时对疗养院的情况关注太少这样的结论。
德容格在去年12 月，就有机会对今天上午提交的报告的草稿作出回应，他给主席迪塞尔布卢姆回应的信件已添加到报告中。
OVV批评了德容格的方法。这位前卫生部长在信中指出，该报告主要基于对事后相关人员的采访。据他介绍，这使得“很难清楚地了解当时的情况，（疫情）巨大的不确定性，（物资）巨大的稀缺性，高期望值，恐慌和激动的情绪，时间压力以及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决策等问题”。
德容格表示，为了保护养老院的弱势群体，采取了保持一米半距离、不握手等一般措施， “这也对养老院的情况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结论，提供了不同的启示。”此外，德容格说，在危机初期，就宣布了对疗养院的探视禁令。
他也不同意荷兰在 2020年初没有为大流行做好充分准备的结论， “当时，传染病的严重性和影响，确实是根据当时的（科学）知识估计出来的。”
在今天上午的报告介绍中，迪塞尔布卢姆称德容格的批评“值得注意”。据他介绍，报告中驳斥了德容格的许多论点。迪塞尔布卢姆承认，前卫生部长和他的官员“工作非常努力，但也必须愿意回顾整个事件并吸取教训。不过，对于辩护之词，我们通常不会有任何进一步的反驳。”
OVV 将德容格在大流行开始时的行为描述为“登月战略”， “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即卫生部长作出决定并做出承诺，但尚不清楚这些是否能够实现以及如何实现”。安全委员会以扩大检测能力和扩大来源和接触者调查的决定为例，很快就发现这在当时是不可行的。
报告的作者写道：“这种工作方法的本质是，政策的执行者在实施过程中对各方施加了巨大压力——如果实施速度较慢或不成功——冒着社会对进一步决策和承诺失去信心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