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二荷兰庇护接待组织 COA 宣布已在阿尔卑尔根（ Albergen） 购买了一家酒店，将其变成寻求庇护者中心以来，这个上艾瑟尔省村镇的情况处于紧张状态。
数日来，有数百名当地居民一直在抗议“庇护酒店”的到来，当地的政界人士也很愤怒，因为尽管经过了数月的协商，但市政府并未参与内阁的最终决定，中央政府绕过了地方政府决定在这里设立难民庇护中心。
阿尔卑尔根并不是第一个对设立寻求庇护者中心的决定进行激烈抗议的地方。
2015年欧洲出现难民危机后，大批叙利亚难民涌入荷兰，在斯滕贝根（Steenbergen）、格尔德玛森（Geldermalsen）、奥兰治（Oranje）和鹿特丹，收容难民都遭遇了阻力。在恩斯赫德(Enschede)、伦特伦(Lunteren)和希施(Heesch)，在计划设立寻求庇护者中心的地方出现了死猪或者猪头。
专家们认为，这些抗议活动的共同点是“居民感到受到攻击”，并认为“海牙”（指中央政府）正在冷落他们。社会管理学名誉教授加布里埃尔·范登布林克（Gabriël van den Brink）说：“参与和权力之间不再存在平衡，政客们对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被认为处理得不够公正。”
荷兰莱顿大学经济与社会史教授施罗弗（Marlou Schrover）则表示，在发生示威的地区，往往存在各种未充分发现的社会问题：“比如，当地人们有时不得不走很远的路去医院或其他设施。他们有这样不满的感觉是可以理解和正确的：这样关心难民，我们呢？”
施罗弗继续说：恐惧也以不同的方式显示，“例如涉及小社区中出现了相对较大的寻求庇护者群体，因此可以解释这种恐惧。”
同时，移民史专家认为，还有一点不容置疑：种族主义也在其中发生作用。“示威者认为寻求庇护者是来自不同的种族，也将他们描绘成这样。这是源于恐惧，自然应该被称为种族主义。”
紧密的社区和外来的陌生人
荷兰伊拉斯谟大学的移民专家恩格伯森（Godfried Engbersen）表示，在提出寻求庇护者中心计划时，经常存在“误解和偏见”。他说，这是有道理的：“一个小小的社区往往人际关系很密切，当有很多陌生人都住在那里时，感觉就像是一种入侵。顺便说一下，你经常看到一个社区一旦习惯了，就会变得很好，人们甚至认为，如果寻求庇护者中心再次消失，那就太可惜了。”
德伦特省奥兰治难民和居民共处的例子
荷兰纪录片制作人弗兰肯（Sander Vrancken ）追踪了德伦特省奥兰治的居民和寻求庇护者整整一年。他去年在 NOS 广播节目中谈到，在某个时候，这两个团体之间存在和解，例如当一位来自叙利亚的小提琴手在圣诞节庆祝活动中演奏平安夜歌曲《 Silent Night》时。弗兰肯说，现在寻求庇护者中心已经关闭，但无论寻求庇护者还是居民，都彼此想念 “那段热闹的日子”。
倾听民众的意见
但事情并不总是顺利。尤其是来自所谓“安全国家”的寻求庇护者，他们没有机会获得居留许可，但经常在这里造成滋扰。2018 年，鹿特丹市长阿布塔莱（ Aboutaleb） 因此决定暂时停止在贝弗瓦德的寻求庇护者中心接收来自这些国家的人。
抗议可以减少吗？甚至可以阻止吗？
移民历史学家施罗弗认为我们应该首先回顾过去。作为一个例子，她提到了位于韦斯特兰（Westland）地区的德利尔（De Lier）一个寻求庇护者中心，在 1990 年代，该中心遭到了很多抵制。
然后进行了很多深入的对话，投入很多精力。施罗弗说：“不是在体育馆召开一个大的会议，让所有人都来这里但是无所事事，而是真正交谈，与市政府、居民、教堂，店主协会商量。确保你来自海牙，代表中央政府，并告诉人们，寻求庇护者中心也可能有优势：市政当局会收到中央发放的接待资金，足球俱乐部可以补充新成员，而商店得到更多客户。”
全民参与的政策
根据社会学家和移民专家昂贝尔森（ Engbersen） 的说法，中央政府提出一种结构性的庇护方法尤为重要。“现在需要有一个全民参与的政策。因为接待难民非常迫切，结果，内阁实际上别无选择，自作主张，这引起了不满。很长一段时间内，应该有一个全国性的设施网络，可以在必要时使用，按需要放大和缩小。而这样的网络应该是在寻求庇护者涌入相对较少的时候准备好的。虽然即使是那样，也会遇到有抗议，但我认为程度会较小。你还可以让公民考虑（收容接待）地点，或让地方的社会团体参与进来。这对于获得支持非常重要。”
他曾与荷兰政府政策科学委员会共同撰写了关于移民和庇护接收的咨询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