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来自荷兰哈特姆(Hattem)的34岁荷兰青年男子雅普·格罗尔曼(Jaap Grolleman)在中国已经定居七年了,最近在上海的公寓中接受了一位荷兰地方媒体记者的采访,记者带给他家乡的信息,而他兴致勃勃地和记者谈论中国的一切,谈中国人和事,谈他遇到过的中国的习俗。

这位小哥特别感到奇怪的是中国人对祖先的尊敬。

他在社交媒体上开设了账户,有西方的,当然也有中国的,如微信等,几乎每天都在发他在中国感受,有文字、照片和视频,记录他的中国之旅,乐此不疲。

于是,好奇的我粗略翻看了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记录。

他结交了很多中国朋友,甚至开始学中文,每个星期上课。现在,在他的社交媒体上,经常看到一些中文字,这是一些西方文字无法清楚说明的现象或者物品,比如说“王八蛋 (Bastard)”。

2017年,格罗尔曼来到中国:“当时我 27 岁了,以为我知道生活的一切是如何运作的。我以为我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能够成为世界公民, 但中国实在太大了,中国让你感到谦卑。这是一个恰当的词吗?还是用“谦逊”?!”

看来,他要考考记者了。

格罗尔曼发现,仅“他的城市”上海就有 2600 万居民。“这里有专门给外国人提供的公寓,住着一万多人,所以容得下整个哈特姆!”

他想到了他的荷兰上艾素尔省的家乡,那里只有1万2千多人。

格罗尔曼在荷兰做了一点功课后,就独自到中国的大都市闯荡了。最初,他向一百多家中国公司发送求职的电子邮件,只有10间公司愿意邀请外国人面谈。最终,他在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了工作,同事都是中国人。他想:“我,一个西方人,聘用我是为了给公司带来国际化的感觉吧!”

格罗尔曼说,他是一个在中国的荷兰人。不过他说:“上海现在有一个庞大的外籍人士社区,荷兰人不少,您仍然有很多机会庆祝荷兰国王节、吃鲱鱼以及用蛋黄酱和番茄酱做汉堡包。但我尽量避免在中国过欧洲式的生活,我来中国不是为了这个。”

为了什么?

他想融入中国,结交中国朋友。这就是为什么他五年来每周都上汉语课,加上自学,总计学习了2000学时。他说:“老实说,我以为我永远学不会,中国话的声音彼此相似,有时的区别仅在于语调。在我读书的时候,我的法语和德语就不太好……”

他有时外出露上一手。

格罗尔曼对大城市没有什么兴趣,他经常坐火车,前往距离上海 50 公里的一个村庄。据说,三十年前,有一部电影曾在那里拍摄。这里的建筑物很旧了,空荡荡的,杂草已经长到他的肩膀。

格罗尔曼有他的沟通技巧,可以在旅行期间与当地居民接触。他回忆说:“你只是问路而已,然后他们意识到你能说中文,话匣子就打开了,对话就会自动进行。我曾经和一位曾任数学老师的老爷爷交谈过,他博览群书,现在对地理特别感兴趣,印度、巴西,当然还有荷兰的首都,随口说得出来。他还谈到了文化大革命,称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遇到了麻烦。”

这样让格罗尔曼了解到中国的这一段历史在一个普通人中留下的印象。

格罗尔曼还记得的另一个时刻,是他与南通一家人一起过农历新年。

“餐桌已经摆好了,准备吃晚饭了。但晚餐没有人来吃,要让祖先先吃,让祖先随意拿取,为死者提供了鱼、肉、蔬菜,碗里的米饭还在冒着热气。还要点燃爆竹烟花,据说有驱邪的作用。”

他把这一幕戏称为“让死人吃饭”。

现在,格罗尔曼已经不再有时间扮演游客到处逛了, “我们在这里工作非常努力,从早上8时到晚上7时。人们彼此竞争,这似乎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体。但是,这里的工作的效率很高。你可以在这里订购一切,我认为穿过城市的所有电动滑板车中有一半就是送货滑板车。工作着的人有时只点一杯咖啡,然后送货员会把那一个集装箱运到二十楼。是的,现在我自己就订购了很多,我想我每个月只做一次饭。”

他住在上海已经五年多了,经历了上海的疫情,有不少朴实无华的照片和影像的记录,封控、核酸亭、大白的画面常常浮现,但他仍然深深热爱这个国家。他如实写了很多,还将继续写下去,看来要做新一代的马可波罗了。

至于他是否有女朋友甚至已经结婚,记者没有深入追问。对于一个年轻的老外来说,考虑到他所经历的一切,他确实经历了很多,感觉时间已经过了很长。

现在,他在上海负责一家生产虚拟现实眼镜的公司的营销工作。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让我们的外国朋友更多了解和认识中国吧,哪怕基于价值观不同的缘故,开始时候会有很多的好奇和不理解。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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