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一般而言对普京的支持度下降,但一名荷兰的“公民记者”仍然忠于克里姆林宫政权。 索尼娅·范登恩德(Sonja van den Ende)奔赴前线,孜孜不倦地为俄罗斯取得的成就喝彩。 在荷兰,她除了有激进的右翼粉丝,也得到左翼阵营的支持。

浓密的黑发上戴着头盔,身上穿着印有PRESS的防弹背心。 前线不断变化,但自战争开始以来,范登恩德一直是俄罗斯方面的稳定因素。

她一次又一次强调,她是继俄罗斯军方之后唯一的一位“始终如一地”报道有关“特别军事行动真相”的西方记者。

上周,她刚从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回来,在她的报道中,马里乌波尔不是被“占领”,而是被“解放”了。 她自豪地观察到俄罗斯正在焦土上建造的发亮的新公寓大楼。她在社交媒体上欢呼雀跃: “哇,太棒了!”

在俄罗斯Sputnik电视频道上,她讲述了这座城市如何像“乌克兰用手榴弹和导弹轰炸这座城市之前”一样美丽地得到恢复和重建。

就这样,范登恩德孜孜不倦地追随克里姆林宫的叙述,其中充斥着种种阴谋论——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世界人民洗脑的秘密计划,到荷兰王室参与虐待儿童网络,她的报道中没有对俄罗斯的叙述显示任何距离或表示怀疑的余地。

从“MH17 航班是被乌克兰击落的”(每个真正深入调查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到“气候变化是西方捏造的”(我曾经也在南欧,那时也很热),还有“俄罗斯并没有对乌克兰进行血腥入侵”(俄罗斯正在清除乌克兰受西方支持的新纳粹分子)等等。

在电视镜头前的分析中,她给人的印象是酒桌上一位愤怒的阿姨;而在社交媒体上的评论中,她说的听起来有很多疑点,且未经证实。

然而,她经常成为受到俄罗斯主要电视频道邀请的政治分析师,因为在那里她能得到好评。有人在她在电视露面后写道:“鲜花来自荷兰,这就是其中之一。”

荷兰一位亲普京的前记者约斯特·尼默勒(Joost Niemöller)这样评价她: “现在,她必须说服另外 70% 的人,他们是一群接种了疫苗、被气候问题洗脑、失忆的行走着的肉体。她只是讲述了她所看到的。”

然而,你永远不会在荷兰公共媒体 NOS 见到她。

她的过去:嫁给了一个叙利亚统治者的亲属

一个约六十岁的荷兰人怎么会来到俄罗斯成为克里姆林宫的传声筒呢?

在她离开荷兰之前,她在荷兰社会党SP中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她支持巴勒斯坦的事业,并称哈马斯是“一个具有意识形态和宗教背景的普通自由组织”。 当“阿拉伯之春”爆发、普京支持的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镇压起义时,范登恩德挺身而出。这与她与一位叙利亚统治者的直系亲属的婚姻有关。她以社会党员的身份在 2012 年担任荷兰兹沃勒市议员时发誓称,阿萨德不是独裁者。

一年后,她与和平组织“基督和平”( Pax Christi)拉开了距离,因为该组织声称阿萨德用毒气毒害了自己的人民。 范登恩德反驳说:“尚未最终证明阿萨德对此次毒物袭击负有责任,俄罗斯人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她曾去过叙利亚很多次。她在视频中说道: “2011 年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去的。2015年,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我和其他记者一起走访了各个部门,亲身体验了战争的本质。圣战分子在街上开枪射杀人们。当我回到荷兰时,有人问我为什么去那里。 他们跟踪我,我在警察局中接受盘问,他们让我在荷兰的生活变得几乎不可能,所以我就离开了。”

2016年,她来到了敖德萨。 在那里,她更加坚信美国和欧盟是乌克兰亲西方路线背后隐藏的法西斯力量。 “在西方,俄罗斯被描绘成所有事情的罪魁祸首,但这都是宣传。”

西方的媒体抵制她,除了带有许多阴谋论的《另类报纸》(De Andere Krant),还有荷兰政党民主论坛FvD的观点,因为在极端右翼的政治团体中,他们梦想俄罗斯是纯粹欧洲的理想形象,家庭仍然是中心,道德尚未因出现同性恋而被改造。党魁鲍德(Thierry Baudet)将普京视为反对欧盟和“全球化精英”的先锋,“我希望俄罗斯获胜,我认为有普京这样的人真是太好了。”

荷兰其他的普京粉丝

荷兰前记者尼默勒( Joost Niemöller)在推特上拥有 82000名粉丝,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认为,西方是一个颓废的文明,就像罗马帝国一样,即将走向终结。 “他们想有更多的堕胎和更多的同性恋变体,因此几代人的繁殖都将陷入停滞,死亡文化将获胜,并希望扩展到世界各地。而普京正在反对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对俄罗斯的支持不仅来自右翼,也来自左翼。

在范登恩德出身的左翼政党圈子里,对普京的喜爱并不陌生。 当范登恩德为阿萨德挺身而出时,已经得到了的荷兰恩斯赫德和平活动家简·沙克(Jan Schaake)的支持,他当时是荷兰绿党 GroenLinks 的成员,保持着和她的联系。

他在俄罗斯 2022 年入侵乌克兰前夕曾建议说: “现在要真正投资于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 普京感到受威胁,因为俄罗斯边境也有北约部队。”

在荷兰左翼阵营,教会的和平主义与对帝国主义和军火工业的仇恨、对人性善良和谈判桌力量的信仰交织在一起,与普京交谈可以带来和平的观点也得到了支持。

今年年初,一份请愿书呼吁在不点名俄罗斯战争罪行的情况下进行谈判——乌克兰民众最多是“因为未点名的原因”而遭受“饥饿”和“寒冷”。

社会党的前国会议员哈利·范博梅尔(Harry van Bommel)也签了名。 六年前,《纽约时报》揭露他“鹦鹉学舌地模仿克里姆林宫路线”并在乌克兰问题上与俄罗斯合作,从而使他名声扫地。

范博梅尔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来自这个角落的人。左翼网站Socialisme.nu 主编范德斯塔尔( Jeroen van der Starre)感叹道:“不幸的是,这份请愿书也得到了长期反对帝国主义的左翼作家和活动人士的支持。” 他认为社会主义者应该彻底支持乌克兰人。

左翼的克里姆林宫同情者有一个绰号:“坦克兵”。 1956年,当俄罗斯派遣坦克镇压匈牙利起义时,一些左翼人士对此予以谅解。隶属于荷兰绿党科学局的历史学家兼政治顾问范德梅尔( Luuk van der Meer)写道:“即使在今天,当俄罗斯用坦克、火箭入侵邻国时,似乎仍有人欢呼或表示理解。帝国主义被视为西方的犯罪产物,即使在今天,俄罗斯仍然延续着悠久的帝国主义传统,这并不符合坦克兵的世界观。”

范登恩德就是这样成长为左右翼一些人的偶像,她希望最终整个荷兰都能睁开眼睛。


她在莫斯科花田的一段视频中得意地指出,荷兰所有政治领导人都已经离开, “也许他们害怕如果事实证明俄罗斯是战场上最强大的后果。 我们希望,随着政府垮台和领导人的离开,西方能够清醒过来。”

范登恩德没有回应《电讯报》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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