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式中餐?一个荷兰之外的人感到奇怪的名字,然而,这是在荷兰的华人耳熟能详的一个行业术语,实际上是因应荷兰消费社会的需要,在荷兰经过改造的中餐,而灵感源于荷兰人的印尼情结。那些战后返回祖国的荷兰人十分怀念在当年的殖民地印尼享受过的美味中餐,于是,把配方搬回了荷兰,经过荷兰华人厨师的发扬光大,形成独特的菜系。

这实际上是一种中餐和印尼餐特色兼而有之的荷兰独特菜式,其中著名的有babi pangang、foeyong hai、tjap tjoy 、bami goreng和 kipsaté等等,有些名字是中文的译音,有些则是来自印尼语和马来语,比如说babi pangang中文称为火肉,是这些菜式中的代表,甚至有一个团体Stichting Meer dan Babi Pangang。经营这些菜式的餐厅叫做中印(尼)餐厅Chinees Indische restaurant,现在,已经列入了荷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作为荷兰的遗产保存下来。

荷兰华人社会,很多人士靠着这些火肉、芙蓉蟹之类的菜式,安身立命,发家致富。

且按下不表。

中国本土,现在也有了这种菜式的供应,荷兰人,当然还有在中国的其他外国人甚至中国人,可以在那里点正宗的中印尼菜肴,包括外卖。经营者是一位荷兰人,还有他的中国合作伙伴。

这位荷兰人叫范德布鲁克( Jos van den Broek),他自豪地说:“我们是全球配送范围最大的中印(尼)式餐厅。”

记者在中国的温州找到了范德布鲁克,和他的中国合作伙伴李汉龙(Li Hanlong的译音),范德布鲁克和李汉龙本来从事的是IT 行业。2001年,当范登布鲁克第一次来到上海以南的温州时,他就爱上了这里。这座拥有约 900 万居民的城市被誉为中国纺织之都,而中国的温州人以创业精神而著称。范登布鲁克此前曾与他的华裔荷兰商业伙伴在河边经营一家酒吧,但在疫情期间这家酒吧不得不关闭。疫情过后,现在,两人在温州市出售典型的荷式中餐,正在送餐的路上。

当荷兰人试图复制中印菜肴时,很快就遇到了问题。范登布鲁克说:“你可以在荷兰的杂货铺 toko 买到很多基本食材和调料,但在中国却找不到。”

范登布鲁克话音刚落,他的商业伙伴李汉龙就接到电话,说咖喱粉没有了,做不了咖喱鸡。范登布鲁克说:“这是一个例子。荷兰咖喱粉的味道与来自印度或印度尼西亚的咖喱粉完全不同。我们开始自己制作,在口味上已经很接近了,但仍然有点果味。”

炒面(bami goreng)的制作也引发了问题。中国人不知道什么叫bami,中国买到的面条也不像荷兰人所说的bami。于是,两人用的是意大利扁面条,最为相似。范登布鲁克表示,中国常见的辣椒酱中含有过多的增味剂, 就连花生酱也和荷兰的不一样,这导致很难做出好的花生酱。

25岁的中国厨师薇薇(Weiwei)不以为然,她说在烹饪方面,中国菜和荷式中餐没有什么区别。她指着构成火肉基础的肉块说道:“两种菜系中的猪肉做法都是一样的。”

李汉龙不同意他的厨师的说法:“当然,看起来和这里的菜很相似,但如果你看调料,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中国人对荷式中餐并不感兴趣

中国客人对这种菜肴不太感兴趣。有人说:“炒面没有什么味道!”另一人指着火肉说:“吃一点很好吃,但不能吃太多。”

中国人更加钟情于餐厅菜单上纯粹的荷兰传统食品,例如frikandel和薯条。

顾客目标群体是什么人?

他们准备的菜肴来自温州的一家荷式中餐外卖店。范登布鲁克说:“在中国,永远不会像荷兰的中餐外卖店那样拥挤,而且我们也不会从中赚到任何钱。” 他和李汉龙主要依靠在中国的荷兰社区,他说:“对于荷兰人来说,这是安慰他们灵魂的食物。另外,我们通过顺丰快递的服务,覆盖全国各个角落。我们两人努力为荷兰客户提供尽可能真实的体验,甚至试图找到像从荷兰的中餐外卖店那样的白色袋子。”

荷兰人并不介意自己很难从中赚钱,范登布鲁克更关心的是人脉。“我们认识在这里的很多荷兰人,也知道他们在中国做什么生意。通过饮食,既帮助了他们,也把荷兰人维系起来,彼此认识,那真是太好了。”这位在荷兰外籍人士中也被称为“乔斯(Jos)叔叔”的 IT 专业人士说。

李汉龙呢?他出生于温州,青少年随父母来到荷兰。他的父亲在一家印尼中餐馆工作,他也兼职做厨师和服务生。当李汉龙尝试与范登布鲁克合作时候,他拿出了他的手艺。

居住在荷兰的十几万中国移民背景的人士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温州地区。第一代温州移民在荷兰几乎都开设了中印(尼)餐厅。2000 年初,中印(尼)餐厅的数量还很多,但十年来,这个数字已经下降了 20%。

2021年,中印(尼)餐厅被列入荷兰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只剩下1600家。据荷兰商会称,最近又有 86 家要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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