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荷兰选民为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投票时,医疗保健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是由荷兰媒体 NOS 委托Ipsos在荷兰选民代表群体中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得出的结论。

引人注目的是,各个政党的竞选活动几乎没有讨论保持医疗保健的可及性所需的决定。

简述一下荷兰的医疗保健状况。

获得基本护理的可及性不再是不言而喻的

2021 年,荷兰医疗保健系统被世界著名的调查组织英联邦基金认为是全球表现最好的医疗系统之一,荷兰在该榜单中排名第二,除其他优势外,可及性更受到赞扬。

自那以后发生的很多事情,导致荷兰医疗保健的可及性恶化。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医护人员工作量大幅增加,人手短缺。

一些轮候名单在增加和拖长以及人员的短缺与新冠病毒无关,而是近年来吕特政府实施的政策的结果。

例如,自 2015 年以来,疗养院等候名单上的人数增加了一倍。政府似乎不愿意扩大疗养院护理床位的数量。

即使养老院的预算增加,也很难找到工作人员。人们对过大的工作量感到厌烦,而且发现就业条件很差。

其实,人员短缺的情况并不一定弄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为此,我们必须回顾 2013 年。当时中央政府决定只允许患有严重症状的老年人进入疗养院,医疗机构随后迅速关闭了大量疗养院,数千名医护人员失业。 而这些都是现在急需的人才。

另一个痛点是精神卫生保健领域持续上升的等候名单,荷兰全国各地都超过了 14 周的最长可接受的等候时间。

精神卫生保健的可及性恶化并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显然,寻求精神心理帮助的人数正在增加,而健康保险公司却因为费用问题而不愿接受某些项目的投保。

问题严重的人等待的时间最长。这是因为,对于保险机构来说,首先治疗相对简单的人是有吸引力的,这需要较少的时间并且更便宜。

与此同时,有更严重症状的人在等待帮助时可能会出现新问题。例如,患者随后会去看他们的家庭医生,让家庭医生的工作更加忙碌。

人员短缺呈指数级增长

工作压力的增加,导致不同类型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外流。过去两年,在医疗保健以外寻找工作的员工数量有所增加。 自 2021 年以来,医疗保健领域的空缺职位数量增加了一倍。

新冠大流行期间的异常工作量,无疑更加导致了医院等各个医疗保健部门的缺勤和员工的外流。

医疗支出不断增加,可及性却在下降

多年来,历届政府一直在寻找控制医疗成本的方法。医疗保健是国家预算中最大的成本项目。 明年的预算约为 1030 亿欧元(政府总支出约为 4330 亿欧元), 这占荷兰总支出的 23% 以上,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1% 以上。 在国际上,荷兰的医疗保健支出名列前茅。

自 2006 年医疗保健系统变革以来,健康保险公司的法定任务是通过医疗保健的购买,为荷兰每个人提供充足且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但是,这已经不再起作用了。

一年前,健康保险公司 CZ 的董事乔普·德格鲁特(Joep de Groot)表示,他已经无法保证“每个人都能始终获得医疗服务”。

健康保险费正在增加,自 2014 年以来至少增加了 60%,尽管这一增加主要归因于通货膨胀和人员成本增加。

政界将家居护理视为解决方案

自 2013 年作为削减成本措施大规模关闭疗养院以来,提供家居护理(mantelzorg)的人数急剧增加。荷兰议会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好的措施。 但上月,第二议院通过了一项动议,恢复疗养院结构的昔日辉煌。

为了解决人员短缺的问题,让病人长时间呆在家里似乎效率不高。如果晚上某户人家出了问题,护理人员必须去找老人。 而在疗养院中,一位护理人员可以同时帮助两个人甚至更多。

然而,目前许多政党仍然将家居护理人员视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但如果看看荷兰的人口结构,事实并非如此。

荷兰人口金字塔显示,45岁至65岁是当前社会最坚实的构成。例如,这个群体提供相对大量的家居照顾,祖父母也会在父母工作时定期照顾孙子。

但这一代“坚强的肩膀”的人士也在变老,问题是社会是否能够在二十年内为这些人提供护理。

很多政党还不敢真正公开谈论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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