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开始，荷兰精神病学协会 NVvP （Nederlandse Vereniging voor Psychiatrie）将审查荷兰现有的安乐死指南。
对于一些人士来说，当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治疗也无法缓解症状时，这是唯一的出路：对严重的心理痛苦（ernstig psychisch lijden）病患实施安乐死。
专业协会的指南对“精神障碍患者终止生命的要求”描述了现行的规则，该指南大约每六年修订一次，是在一些精神科医生强烈需要的时候进行的。
最近的几个月来，荷兰著名的精神病学家一直在激烈讨论是否也应该对年轻人因“心理痛苦”而实施安乐死。如果满足严格的条件，根据现行规则这是可能的。不仅必须有难以忍受和绝望的痛苦，而且还必须有第二位精神科医生，参与第一阶段的所有考虑和作出决定。
不过，有精神科医生认为，从定义上来说，对于年轻患者，几乎很难确定遭受的严重心理痛苦是否会长期持续而且是无望的。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医学中心的精神病学家、同时也是 NVvP 安乐死委员会主席的马莱尼森（Radboud Marijnissen ）说： “当前的指南已经保证了这种谨慎和关怀。与此同时，我们现在看到，因严重心理痛苦而自愿申请安乐死的个案有所增加。”
去年，医生向地区安乐死审查委员会提交了 138 份因严重心理痛苦而要求实施安乐死的报告，22起个案涉及40岁以下的人。比较一下：2018 年有67 起因严重心理痛苦而实施安乐死的报告，其中只有10起个案涉及40岁以下的人。
近年来，这一数字有所增加，但在荷兰每年9000多起各种安乐死个案中，不算什么。
马莱尼森表示，在修订指南时，必须考虑到批准自愿安乐死请求的增加，“我可以想象，作为一个专业团体，我们会研究这意味着什么以及该指南可以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
鉴于媒体的广泛讨论，年轻人因为严重的心理痛苦而申请安乐死的请求似乎不可避免地会提上议程。马莱尼森表示，该指南正在针对“最紧迫的主题”进行正式修订。
安乐死专业中心（Expertisecentrum Euthanasie）的发言人强调说：“基于心理痛苦的安乐死过程是复杂的。”
该中心负责处理一半的精神病患者申请，而家庭医生、精神科医生和医学专家处理了另一半的请求。
“在此之前，我们会经历数月甚至数年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的医生和护士会与患者深入讨论他们的痛苦、生与死的愿望。这实际上为许多人创造了继续生活的空间。最终，经过仔细研究，十分之一的患者的安乐死愿望得到实现，而这一比例在年轻人中要低得多。”
专业中心认为，倾听精神病患者希望安乐死的声音非常重要。 “没有人只是想死，每一项安乐死请求都值得认真对待。幸运的是，近年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精神科医生愿意与患者交谈，通常是在我们 21 名顾问之一的帮助下。”
安乐死专业中心强调，只有经过仔细的程序后才能批准针对严重心理痛苦的安乐死。
一个36岁被批准安乐死的个案
马里安·科宁（Marjan Koning.）知道这一点，她的女儿桑妮（ Sanne ）今年早些时候被批准安乐死，时年 36 岁。
科宁说：“小时候，桑妮非常善于交际，性格开放，总是忙于照顾周围的同龄孩子。她在小学8年级的时候开始发生了第一次恐惧，发现向中学教育的过渡非常可怕。起初我们并不担心，但后来证明这是各种不真实恐惧的开始。”
她的母亲继续说：“在中学（HAVO）三年级时候，桑妮的精神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以至于她不得不接受青少年精神病治疗。她患有感到被强迫的症状，头脑中出现各种声音，这些声音非常有强迫性、消极且具有破坏性。在接受治疗期间，她第一次尝试自杀，当时她才16 岁。”
母亲说：“作为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多年来遭受这样的痛苦真是太可怕了。虽然，她总是勇敢地接受所有出现的治疗方案，有时情况似乎会暂时好转，但没有持续更长时间。”
几年前，桑妮第一次开始谈论她对安乐死的愿望。母亲说： “我们非常震惊，但同时我们也对女儿非常理解。 我们给了她美好的生活，但事实显示这已经不可能了。接下来的漫长等待对桑妮来说非常困难。最终达成协议后，她能够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事实证明，这对她自己以及在悲伤过程中幸存的亲人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关于精神科医生之间的讨论和指南的修订，科宁说：“我无法回答年轻人因为遭受心理痛苦要求安乐死的条例是否太快出台的问题，这取决于专业人士。每个人有自己的路，而旁观者、亲人和护理人员只是一路同行，给与关注，但是，这种认识对于心理痛苦至关重要。”
该指令的修订将产生什么结果还有待观察。马莱尼森说： “今年秋天，我们将清楚什么是最紧迫的问题，修订预计将于2025年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