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号餐”和周围的世界(2013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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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开始,荷兰一网不定期开辟“荷笔当针”的专栏,可能是一些旧稿——在题目后面有在博客上发表的日期——也可能是些新稿。回忆往事,捕捉趣事,褒扬好事,更重要的,针,针砭时事;可能某些观点微具或颇具争议,但是,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度,何必当真?——黄锦鸿)

一个月前,荷兰发生了一件值得华人世界轰动一番的事件,燃烧了好一阵子。那就是一个荷兰达人秀的评委、荷兰艺人Gordon,因为被指对一个参赛的华人学者说了些不敬的话,被某些华人揪住不放。重的,说他“歧视”;轻的,说他“恶俗”,要求其公开道歉。

什么事?这因为Gondon先生多次地公开以“做中餐馆的”“讽刺”这位华人博士生,其中之一,是用“第39号餐”来问这位博士唱的什么歌,从而也引起若干华人以及在荷兰长大的一些年轻人不满,后者回忆其自小就遭到荷兰同学以中餐馆的“名词术语”讪笑的经历,频舒心中不平之气,上到电视台诘驳。

我当时和现在都这样说,你不喜欢听他的话和他说话的方式,你就用他的方式还击他,但是,指责他“歧视”?过了。我说,Gordon先生不会道歉,果真,他没有道歉。

第39号餐,因为成为荷兰华人世界的热门词。

华人——无论甚至身处何国何方,太着眼于按照他人,具体说是本民族的他人和世俗的眼光做人,“吾从众”。

华人世界,一贯以职业分贵贱高低,于是,被固化为“厨子”必心有不甘,父母们以儿女是“医生”、“律师”、“经济师”等衔头示人,豪情万丈。华人也是最喜欢出“名人录”的民族,而这样的“名人”也大抵以“成功人士”为标志,企业家、银行家、作家、画家。华人名片精致考究,镶金镀银,衔头堆叠,小小纸片,似不能承受职位之重。大陆和海外某些华人媒体中人物的报道,必是褒词叠生,头上顶着隐隐约约的灵光圈的。这是因为在华人世界的规矩如斯。

近日读蒋方舟的博客,她有所发现,写道:

 

一个月前我去台湾,在大街小巷宣传的,是一部台湾本土电影,叫做《世界第一麦方》,梗概是,做为主角的年轻人有着坎坷的童年,经过不断地打拼奋斗和挫折,终于成为了世界面包冠军。“做最好的厨子”“开计程车也能有很棒的未来哦”这是台湾现在对于年轻人的励志教育。

我去台湾见到一个报社的社长,他说他的儿子读了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然后去哈佛读了经济,又去伯克利修了EBMA,等到全部的学位修完之后,他的儿子对他说:“爸,我该念的书都念完了,我不欠你的啦,现在,我要去实现我的梦想了。”

按照我们的猜测,他儿子应该去创业了才对,结果,那个年轻人现在成为了一个很优秀的西餐厨师。

我听完这个故事,忙不迭地对报社社长深表同情,他却非常诧异,他说自己为儿子感到非常自豪。

“做世界上最好吃的面包”也能被称之为梦想、高学历的年轻人去做饭、他的父亲很为这种选择骄傲……这种种的命题,我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去消化和理解,才承认:或许这些才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我。

 

在泱泱大陆看来是“不入流”的职业,在宝岛台湾却大举宣传的。奇怪吗?起码,这种传统的职业分贵贱的华人观念,在一个华人集中的地区受到冲击,把“做世界上最好吃的面包”作为人生理想,变得很正常。不过,蒋方舟的发现和领悟,是迟了点。

这甚至不是“中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把人按照职业分成若干等,三教九流,朝代不同,说法有异,元朝时候就有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的排行;这应该是自由的西方社会的文化。

判断人的价值与成功与否,西方已经不以人从事何种职业为标准。西方有没有标准,不清楚,只知道在荷兰这么一个没有英雄也没有狗熊的社会里,多数的人很安静地从事自己的职业,不与他人论短长。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能够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就做好,就有赞。

改革开放之初,对国外的一切半信半疑,有人说,有外国的教授白天教书,晚上到餐馆当跑堂,我半信半疑。可是,早十来年到德国法兰克福一个朋友家的餐馆,他的确有教授来客串跑堂的,不是为了多几个马克的外快,只是一种乐趣。这还只是兼职的,我长了见识。

大约20年前,我那时刚刚在荷兰公共电台中文部上班,采访一位法律专业出身的薯条店老板,问他为什么学习了法律之后改行,他说:律师和薯条店老板有什么区别?开个律师事务所,当个无名律师,还不如我当个薯条店老板,收入还没我高。

20年后,海牙一家中餐馆再次蝉联“米其林星星餐馆”殊荣,全欧洲的中餐馆获得这一称号的,只有四家。老板兼大厨叫纪晓翰,三十多岁,就是马斯特里赫斯大学的经济硕士生。“我发现,餐饮业大有可为,我更加有兴趣。”于是,兴趣成就了他,使他能够在荷兰成千上万的中餐厨师中脱颖而出。

台湾呢?

20多年前的龙应台,一把野火烧了台湾,可是,在她的文章中,那么深情地描写了淡水的一个叫阿华的肉贩,在描述了阿华种种技能之后,她写道:“阿华是个卖猪肉的市场小贩,没读过几年书,可是他弯身切肉的那个专注的神情,好像手里一块油腻的猪肉是珍贵的木雕艺术,一刀都错不得。他对自己行业的敬重,比一些大学教授还来得虔诚。”

可惜,在华人社会中,把职业分成等级加以区分的眼光,还是左右着一些年轻人的专业选择。一些在外国的老华人,也用这套教育后代,“孩子,爹妈的今天的吃苦耐劳,是为了你将来的出人头地啊!”于是,某些下一代也根深蒂固地植入了这“出人头地”。

殊不知西方世界中,到处充满了不长进的、混得不如意的律师、医生、艺术家……

我们不是很讲马克思的吗?他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这样一种状态: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我们只能说是马克思的空想。但是,在西方社会,在受西方影响较深的台湾,这种以兴趣选择职业的趋势,正在有扩大的趋势。

中国大陆也曾宣传过“职业不分贵贱”,曾致力宣传某些“典型人物”,可是,最近一项纽约时报委托法国市场调查公司益普索(Ipsos)所作的调查“我用拥有的财产衡量成功”的排行榜上,中国不幸高踞第一,71%被访者认同,是世界平均率的一倍。西方国家,却普遍排在平均线以下,只有略超过20%的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以及仅仅7%的瑞典人认同这一观点。

拥有财产多寡,跟职业的收入有关;自然,职业选择也就有了等级的区分。

在这个排行榜上,居前的,是一些经济起步的国家,如俄罗斯等。这也许是一个国家经济起步时期的国民浮躁心态,跟早期的西方国家一样,但愿吧。

励志,似乎应该这样:无论你从事什么,你喜欢的就去做,做好,做到拔尖。根据个人兴趣意愿,而不是根据周围世界“别人的眼光”去选择,那是崇尚自由意志的选择。

荣耀,已经不是凭职业可以获得,财富,也并非衡量你成功的唯一标志,而且,在这一切以外,还有很多很多值得你们追索的东西——比如说道德、社会责任、精神生活、心灵世界,等等。

我是第39号餐,我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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