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杀人天使”绝处逢生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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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一网不定期开辟“荷笔当针”的专栏,可能是一些旧稿——在题目后面有在博客上发表的日期——也可能是些新稿。回忆往事,捕捉趣事,褒扬好事,更重要的,针,针砭时事;可能某些观点微具或颇具争议,但是,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度,何必当真?——黄锦鸿)

这篇旧稿,已于2014年4月份刊登在新浪博客上,现在翻出来,是因为荷兰很多华人,包括懂荷兰文和不懂荷兰文的,对荷兰的法律制度不甚了了。今天,一位华人同胞,就在微信上跟我对话,诉说冤情。她们先前还在微信群里发起行动,签名向法官递交抗议信。因我在这个群里,也略知一二,但是,今天我给她写道:你们的行动毫无结果,是可以预见得到的,因为你们没有一点荷兰的法律常识。

话有点重,请原谅,但确实如此。就那签名抗议来说,她们认为,在微信上签个名,就像某些团体报名参加宴会一样,就算是签名请愿抗议了。据说签了很多名,也许就这样跟法庭交涉了。就这样?法庭是收请愿信的吗?请愿签名是这样的吗?我晕。

或问,那你为什么当时不说一句话?我在为数不多的微信群中,从来都是潜水的角色,偶尔发发新闻,从不说一句话,因为如果要说,实在太多。

但自问我一直不停地说,嬉笑怒骂地说,旁若无人地说,不看他人脸色地说,不管你爱听不听地说,当然,不会在碎片化的起哄式的微信圈子中说。

荷兰司法制度好不好?看看下面这个荷兰媒体报道的个案,自己品味品味吧!

2014年的4月3日,荷兰有一部电影上映,名字叫做《Lucia de B.》,这是根据一桩真人真事改编的,这桩冤案中的女主角就叫做Lucia de Berk。电影如何,此处不表,不过,电影的编导的确抓到了一个好题材,而且,时间才过了几年,能够顺利公演,证明荷兰电影并没有什么审查制度。

这里先说说这桩纠缠了10年,而4年前主人公才获得平反——姑且用一个大陆词语——的个案。

事发2001年9月4日,一名在海牙Juliana儿童医院死亡的儿童被认为非正常死亡,由于De Berk曾经在场并为死亡儿童做过人工呼吸,参加过护理,因此她被视为怀疑对象。关于她的流言也在医院中泛起。

次日,De Berk即被禁止踏足病房。院方9月17日提出报案,院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就点了De Berk的名字,并且和有关方面开始了系列非正常死亡的调查,认为从2000年9月到2001年9月,有9宗非正常死亡,De Berk都在场。有关调查还旁及其曾经工作过的医院。

事件因为涉及一位年老的中国人,一个曾经联合国国际法庭工作的老法官,所以在中国媒体上也有大量的报道。

荷兰警方2001年11月13日将De Berk正式逮捕。

海牙地方法庭2003年3月24日审讯,宣判其有罪,终身监禁。她上诉。

在2004年6月18日的上诉裁决中,高院更加重了惩罚,因为认定其造成死亡的人数高于地方法庭认定的人数,杀死了7人和试图谋杀3人,除了维持终身监禁,同时也处以强制性的精神治疗。终身监禁同时实行强制性精神治疗,这种刑罚很罕有。

De Berk于是求助上诉庭,2006年3月14日上诉庭将案件转交阿姆斯特丹高院,而该院当年7月13日也作出维持终身监禁的原判的决定。

De Berk被正式关押进监狱。

这时候,一个哲学学者站出来,他就是Ton Derksen,专门研究司法部的错误个案的,他向一个研究和评价结案的委员会Commissie evaluatie afgesloten strafzaken(CEAS)提出要求,就此个案发出疑问。该委员会认真阅读了这位学者的材料,接纳了他的意见,在2007年10月29日也向检察部建议重审该案。

Ton Derksen和他的姐妹、医生Mettade Noo-Derksen写了一本书,专门论及此案,从具体死亡个案的分析,到法庭取证印证的方法。此案也惊动了一些国际学者,不少学者从学术和理论的角度,批评了荷兰司法部门在这个个案中的取证方法,缺乏具体的证据。有学者呼吁为De Berk做无罪释放签名,得到了近1300名国内外学者、包括诺贝尔获奖者的响应。

事情终于发生了逆转,2008年2月,司法部作出决定,临时释放De Berk 三个月。

经过一番周折,2009年年初,个案在Arhem高等法院重审。2010年4月14日,高院正式宣布,De Berk刑期中止,无罪释放。

2010年4月16日,De Berk即获得原所在医院的赔偿。11月,更和司法部秘密达成被关押6年半的赔偿协议,数额多少没有公布,但是根据惯例,肯定不菲。当时的司法部长Hirsch Ballin还亲自写了一份道歉信给她。

这里面有什么值得思考的呢?

首先,虽然冤案错案随时随地会发生,但是荷兰的司法机制,为纠正冤假错案提供了基础。

虽然,从地方庭到高等庭,从高等庭到上诉庭,又从上诉庭返回另外的高等庭,De Berk 的案件看上去已成定局,但是,不要忘了,最后还有一个CEAS,Commissie evaluatie afgesloten strafzaken,研究和评价已经结束了的案子的机构。这很重要,让已经定案的案子再次受到另外的专家独立的研究和分析。

其次,有为其仗义执言的学者。这里说的是哲学家Ton Derksen和他的姐妹、医生Metta de Noo-Derksen,他们不仅对话CEAS,而且更加写出了关于对此案质疑的书,得以公开出版问世。他们对个案的审讯结果表示了怀疑,锲而不舍,从个案中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于是导致了事发十年后的重新审理和判决;也有那些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国内外千多个知名学者。

还有,亲人的理解和伴随,曾经想自杀的De Berk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

De Berk回忆起坐牢的日子,说简直绝望透了,特别是要求上诉复核结果还是终身监禁的时候。“我曾经想到自杀,但是只是一闪念间,因为我还有女儿和丈夫,他们每个星期都来探望我,从没有拉过一次。他们不相信我是杀人犯。”她动情地说。

作为讲求法制的国家,法治的国家荷兰,其司法部门犯错,不是第一次,在近50年,类似的较大冤案错案就有好几宗。但是,每次都可以说在纠错的过程中积累一些教训。比如说,这次的错误就找出一个司法部门如何取证的问题,如何看待schakelbewijs等“证据”的问题。

诚如开头所说,许多犯错的人还活着,还是“领导者”呢,影片中他们会不会对号入座?

怎么没有“领导者”出来阻止影片的放映?

荷兰海牙的护士Lucia de Berk却无须顾及这许多,她4月3号这天,将在电影明星的簇拥下,观看新片(当然,事实上她已经看过了)。对于那些把她打下冤狱的人,她想,算了,要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当时的司法部长已经正式道歉了,还是好好享受生活吧!(发表于2014年4月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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