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哥侃:在中国高罗佩很火, 罗芬克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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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有些关于印尼的新闻,想侃侃曾在印尼的荷兰人。荷兰现首相吕特的父亲,不也曾经在印尼的日本集中营中有过一番痛苦的经历吗?

高罗佩现在成了在中国很火的荷兰人,可以说跟协助中共建党的马林和“飞行的荷兰人”伊文思不相伯仲了。罗芬克呢?其实,当年高罗佩是荷兰驻华大使馆秘书的时候,罗芬克已经是他的上司,也就是驻华大使。

 

 

懂中文的罗芬克,后来知道他的荷文名字是A.H.J.Lovink,曾经在印尼工作多年,主管华人事务,也是荷兰在前殖民地印尼最后的总督。无独有偶,和首相父亲的遭遇一样,他的太太和孩子也曾关押在印尼的日本集中营中。

 

 

数年前,我拍得一幅翁文灏的墨宝,落款是“荷兰大使罗芬克先生存念”,留下些许历史的鸿爪。

那是翁本人撰写的一首七律,题目是《温泉揽胜》,全诗如下:

 

缙云山麓巴江边,治水源头涌圣泉。徒起冈陵成峡谷,抚临花木集群贤;洞中石迹如花乳,楼上风光揽客船。爱此清幽兼秀美,为题诗句记留连。

 

翁文灏写过佳词丽句,但该诗只算是应酬之作。有点令人想起李商隐的“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但翁诗远未及前者之空灵迂回,凝练而有张力;时代心境不同,韵味也迥异。不过,翁氏此诗,印记其地质学家的身份,尽管此时他是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长。

对翁文灏,海峡两岸的人士并不陌生。中国的地质学权威,并被认为是“能够跟世界对话的为数不多的中国科学家之一”,但却是一位不该作官却不幸作了官的专家学者,一位从“战犯”到“受保护对象”的劫后余生见证人。

罗芬克呢?其实是荷兰的一位名人,一位中国通,是荷兰在前殖民地印尼最后的总督,罗芬克在荷兰的历史上应该有其位置。

几经努力,知道了罗芬克的荷文名字是A.H.J.Lovink,这为进一步寻找其资料提供了方便。用中文引擎搜索,找不到关于罗芬克的更多资讯,用荷文引擎,大概来源丰富些。

也不然。除了维基百科的荷文版有寥寥几行关于其生平轨迹的点滴记载,还有就是一个荷兰历史档案网站上一篇较为详细的档案式记录,其中一句话耐人寻味:在其任内,常常不都是幸运的。

罗芬克父亲曾为国会议员、市长,也曾在荷属印尼任职。1925年,23岁的罗芬克就已经到上海的国际海关中任职,在此期间,他的表现甚至得到中国政府的青睐,保送他到沈阳大学学了两年的中文;1929年到1933年,他调职荷属印尼,主管当地的华人事务。之后,在荷兰外交部中负责中国和亚洲事务的部门工作,直到1943年2月,前往重庆出任驻华大使。直到1947年3月,改任驻苏俄大使。

印尼独立后,罗芬克先后出任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大使,最后定居加拿大,并终老此地,享年93岁。

 

 

他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和文字,也没有更多关于的他的著作和文字,但终究可以找到些记载。

他在二战期间颇受器重,1942年曾被挑选前往澳大利亚受训,准备领导亚太区抗战,为此,他不得不将妻子还和两个孩子留在印尼,她们在沦陷期也被关押在日军集中营内。

罗芬克出任驻华大使,跟他在伦敦荷兰流亡政府任职期间的不愉快经历有关,政府当局将他从澳大利亚调往伦敦负责情报工作,由于他“不熟悉伦敦环境”,“不知道祖国现状”和 “ 工作生硬”,据称还得罪了女王威勒敏娜,落难女王曾赏赐他“坏蛋”一词。

 

 

不过,罗芬克似乎是天生的外交家,据说他在国外生活感到很舒服,且善察局势,洞烛幽微。在重庆,他很快发现,“蒋介石心目中的最大敌人不是日本,而是中共”;在莫斯科,他对斯大林产生恶感,对苏俄的未来以及西方跟苏俄的合作感到担心。

据说他曾经有望出任外交部长,但是遭到政坛对手工党的反对。

罗芬克的“殖民者情结”很重,这令他签署了印尼权力移交协议之后并没有如当时大众所预料的一样,继续留在印尼当荷兰政府的全权代表,而意兴阑珊马上飞返荷兰。

作为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的翁文灏跟罗芬克交往,就是罗芬克出任驻华大使这段时间。使馆秘书高罗佩也是1943年抵达重庆的,比罗芬克早一个月。在罗芬克递交国书的合照上,高罗佩作为荷兰驻华使馆的秘书,站在后排。

 

 

数年前出版的《大汉学家高罗佩》中文版的原作者巴克曼形容罗芬克是个“精力非常充沛、喜爱体育、可亲可爱和喜欢户外生活的男人。”虽然跟喜欢躲在书斋中看书的高罗佩不一样,但是他们那种对荷兰的忠诚是一致的,两人都有过印尼生活的经历,对印尼这个殖民地的看法也很相投,所以两人关系甚笃。

不过,罗芬克也曾对高罗佩大发雷霆。据高罗佩传记原作者巴克曼记载,高罗佩受命编写一份关于中国秘密团体的报告,但是高罗佩没有很积极配合,结果,罗芬克当着巴克曼的面大骂高罗佩“混蛋”。在巴克曼看来,这也许是外交官罗芬克永远的“精力充沛”跟文人高罗佩善于“忙里偷闲”的冲突。

据传记记载,虽然当时抗战进入关键时刻,但是陪都重庆仍然夜夜笙歌,以荷兰使馆官员的活动来看,舞会、餐会、酬唱、郊游活动不断。荷兰驻华使馆的大使、秘书以及随员都通汉语,这令荷兰使馆跟当时的中国文化人交谊活动独具一格,例如高罗佩传记中不仅记载了以琴会友的雅集,还记载了以中国书法一抒酒后真言的有趣场景。

翁文灏学贯中西,中国诗书都有造诣,也曾在比利时留学。可以理解,当翁文灏和罗芬克相会在重庆北面温泉区时,面对胜景,即席挥毫,是何等的欣悦。自然,无论罗芬克还是高罗佩,都相信虽然战场上中日交恶,但战火不会燃烧到重庆,因为“蒋介石和日本人可能有默契”。

高罗佩和罗芬克先后故去。作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家,罗芬克寂寂无闻,而当年被他骂过“混蛋”的部下高罗佩因为他狄公案等著述却成了中国红人,大概如曹丕所说: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不过,高罗佩倒是明白人,他曾说:一切都不会是永久的,我们的名字也如此,它们将变成空洞的音符,顶多只会使在我们之后来到世界上的人们想起一种个性,但并不是我们的个性。(黄锦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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