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本培元 温故知新(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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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张芳曼

大学是知识的摇篮、创新的基地、社会的良心。教师要教书育人,不断追求新知,“固本培元”,为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互助理解作出贡献

大学老师不仅要让学生在启发式讲授中获得知识,更要因材施教,授人以渔,让年轻一辈学会获得知识的方法

“思维,从惊奇和疑问中开始。”对前人学术成果,既要吸收,又要审视观察,要有所怀疑,有所判断。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提出疑问,才能摸索新规律,创造新成果

我是新中国培养的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科研的第一代学人。由于时代局限,我们这一辈的许多人,缺乏像前辈学者那样深厚的功底,要涌现像王国维、陈寅恪等级的学术高峰,谈何容易!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特点,经历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体验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伟大成就的喜悦和艰苦的教训,思想感情有别于其他年代的学者。在业务学习方面,我们又都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逻辑思维上多有锻炼,较能从理论上阐明问题。一代有一代的得失,我们深知在许多方面只能仰视前人,但也不宜妄自菲薄,可以在传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目前,大学人文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广大青年读者,大多是80后、90后。如何培育下一代,继承前辈学术大师对祖国文化的卓越贡献,继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思想和“仁义礼智信”的优良传统?对我们这辈教师来说,关系到如何在文化上承前启后,做一座桥梁的问题。

因材施教 育德育才

大学是知识的摇篮、创新的基地、社会的良心。这要求教师要教书育人,不断追求新知。作为大学文科的教师,尤应“固本培元”,为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互助理解作出贡献。

“固本培元”,是我国培育人才的优良传统。所谓“本”,所谓“元”,既是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的问题,更是巩固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在今天,中外交往频繁,各种思潮扰扰攘攘,或激烈冲突,或渗透融合。作为人文学科的教师,结合本学科的学术特点,在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和育人育德方面,比别的学科更具优势,责任也更重大。

在中文系,“固本培元”还包括对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中文系的本科生不仅要知道李白、杜甫、鲁迅等的伟大成就,还应该懂得如何写文章和做学问。总之,中文系离不开写作,提高学生文字表达能力的基本功,属“固本培元”应有之义。

上世纪80年代,我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发现许多考进中文系的学生,写作能力欠缺,文章内容苍白,语句不通,甚至使用标点符号也错误百出。基于这一情况,经过多次试验,我们决定强化学生写作训练,规定本科一年级学生,在一年内以手抄方式,缴交100篇记叙文和议论文,全系每位老师对一至两位学生的作文负责辅导和批改。通过强化写作锻炼,同学们的文字表达能力、观察能力、思维活跃程度和想象创新能力,都得到明显提高。到现在,经历30多年,这项措施从未间断,逐渐演化成学生的自觉要求。“100篇写作”,成为中大中文系的特色和传统,“中大中文系学生能写”得到社会认同。

同时,教师一对一的辅导使得教师可以从学生作业的字里行间,了解他们生活和学习的状况以及思想感情的变化发展,从而因材施教,因势利导,把育德育才、身教言教结合起来。

传道授业 启发创新

韩愈有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这一教育理念应作综合性理解,并且还应发展补充,在“传道授业解惑”之外,强调“创新”。

大学教师教学和科研应并重。教书育人是教师天然的职责。在今天,教师要传的,当然是社会主义新时代之“道”。至于“授业”,大学老师不仅要让学生在启发式讲授中获得知识,更要因材施教,授人以渔,让年轻一辈学会获得知识的方法。

我的老师王季思教授以校注六经的态度和方法,出版《西厢五剧注》。他对我们“授业”,就从要求学生校注戏曲文本开始。我跟随王教授参加国家教材《古代戏曲选》的编写工作,他专挑较为繁难的曲本让我校注,经过多年严格锻炼,我掌握了文献校勘注释能力,养成了细心阅读文本的习惯。到现在,我们戏曲研究专业一直秉承这种授业方式,要求研究生学习必从校注文本入手。多年来,研究生和老师一起,参加《全元戏曲》和《全明戏曲》的编纂工作,让学生在动手中获得知识,夯实基础,进一步撰写具有新意的论文论著,这既是专业训练,也可以让学生在做人做事方面,矫正轻率浮躁的习气,加强创新意识。

我的另一位老师董每戡教授,是戏曲史研究大家,又是著名的编剧和导演。是他发现我具有模仿动作的能力,建议我研究戏曲。他既要我大量观看戏剧演出,认真阅读戏剧理论著作,更要我到剧团学习观摩,参与导演和编剧工作,学习基本的戏曲表演程式。这一来,我在阅读古代戏曲文本时,自然容易获得舞台感,养成从曲白科介中注意舞台性的习惯。

此外,我一直怀有学习诗词的兴趣,著名词家詹安泰教授,常常指点我的诗词研究和创作。根据工作需要,我给自己定下“戏曲为主,兼学别样”的方向。我多少悟到诗词和戏曲创作,都涉及“人”的内心矛盾问题,表现形式虽有不同,但两者可以贯通。由于得到多位老师不同方面的教导,我在研究古代戏曲时,力图把文献考证的翔实性和文本的舞台性、抒情性融为一体。

经过几代人共同努力和传承发展,中大戏曲研究团队形成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文献考据与文学研究相结合、文献与文物研究相结合、文献疏理和田野调查相结合、文学性和舞台性相结合的学术传统。在戏曲史、戏曲文献、戏曲文学、戏曲形态、整理濒危剧种,以及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都取得一些成绩。这或可算是在文化传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在大学,解“道”之惑、“业”之惑,是科研创新的开始。在给研究生上课时,多采用师生集体讨论的形式,要求学生大胆发问,争论交锋,借以激发思想的火花。亚里士多德说:“思维,从惊奇和疑问中开始。”对前人学术成果,既要吸收,又要审视观察,有所怀疑,有所判断。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提出疑问,才能摸索新规律,创造新成果。对同学们的“惑”,教师未必能解,却能推动大家作进一步研究。例如古代戏曲在元明清时代舞台上怎样演出?这一问题,一直疑点重重,正是在需要“解惑”的情况下,经过热烈讨论,大家分别研究,写成《中国古代戏曲形态研究》一书,颇有创新意味。

(作者黄天骥为中山大学教授)

《人民日报》(2019年01月11日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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